近期一些事件折射部分地方财政困难，偿债压力加大，引起市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担忧。
6月5日，新华社刊发《如何看待当前地方财政运行态势》一文，文章引述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总体来看，我国政府债务率不高。
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今年4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不包括隐性债务）余额约37.05万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42.17万亿元）之内。中国去年法定政府债务（包括中央与地方）的负债率（债务余额/经济总量）约为50%左右，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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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债务风险较高，还本付息压力较大。我们已督促有关地方切实承担主体责任，抓实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说，整体来看，我国财政状况健康、安全，为应对风险挑战留出足够空间。
与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政府债务中，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债务率明显高于中央政府。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撰文称，中国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大约在100%左右，并不算高。相比美国的145%，日本的260%，明显要低，而且也低于意大利、加拿大、法国和英国。但中国的地方债（含隐性地方债）占GDP的比例高达74%，应该是全球最高的。而美国只有28.8%，日本为36.6%，德国为20.9%，法国为9.4%。同时，比较主要经济体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中国几乎是最低的。反过来看，地方政府的杠杆率，中国是最高的。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告诉第一财经，从政府显性债务来看，确实全国政府负债率在60%以下的安全红线内，但受疫情冲击等影响，其中地方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已经接近了100%~120%的监管红线。因此政府显性债务总体是可控的，但是局部一些省市县债务风险确实在加大。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根据地方数据统计了截至2022年末27个省份债务率，其中有23个省份的债务率高于100%警戒线，其中，天津，吉林、云南、辽宁、贵州、福建、重庆、青海债务率超过150%，显示地方债务形势与财力不匹配。
当然，随着疫情结束后，经济稳步复苏，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叠加近些年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管控愈加严格，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担忧担忧很小。此前财政部强调坚持债务风险防范，确保法定债券不出现风险。
温来成表示，目前投资者主要担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目前隐性债务规模较大，且同样存在各地风险不平衡的情况，比如贵州、云南隐性债务规模虽然小于一些发达省份，但由于当地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力量较弱，缺少优质资产，主营收入比较少，且依赖政府财政直接间接支持。尽管目前公开债券市场没有发生实质性违约，但一些地方城投非标债务出现了违约。
隐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而举债主体往往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也被称为“城投”）。由于部分官员过度举债谋政绩等原因，前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快速增长，规模较大，风险加大。
2017年以后中央不断强化隐性债务监管，各地也相继出台举措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财政部曾公开表示，当前隐性债务增长势头得到遏制，隐性债务减少1/3以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缓释可控。
目前广东、北京率先实现了全域无隐性债务。但个别省份也公开表示，受制于财力水平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
今年中央与地方预算报告中，在谈及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时称，新增隐性债务、化债不实时有发生，部分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平台化”，一些市县偿债能力弱、债务风险较高。
罗志恒认为，目前总体上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压力可控，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城投平台等主体形成的隐性债务，尤其是中西部财政实力较弱的省份。在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中，短期债务规模占比达到24.5%，意味着一年内近四分之一债务需要借新还旧。从城投债到期分布来看，2021-2025年是城投债到期高峰期，年均到期量达到3.2万亿。
目前财政部对隐性债务化解政策方向一以贯之，即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长，妥善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治理，打破政府兜底预期。
财政部明确，今年继续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尤其是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治理。今年初财政部部长刘昆接受采访时谈到隐性债务问题市再次强调，下一步要打破政府兜底预期，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
而央行官员年初也表态，今年积极配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督促金融机构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有序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推动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率负担。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近期撰文称，今年以来，城投市场非标舆情相对较多，且市场对于地方债务问题的关注度较高，但我们对城投市场仍保持信心，城投公开债券市场出现实质性违约的概率较低，整体风险处于可控区间。但也需警惕舆情过度发酵引发的估值波动。
